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借纪念辛亥革命全面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黑暗以及阶级民族矛盾的根源

北京大学法学院暨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2011年9月2­7日在北京大学谈《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现场完整视频。



张教授在演讲中说：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致命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根本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在公权滥用不受制约、百姓基本生存无从保障的情况下，官民关系势同水火，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崩溃边缘。



要推动中国的社会和制度进步，根本动力在于民间。人民必须要看到宪政之于自己及后代的长远福祉，不能再斤斤于自己眼前的一点切身利益，等到自己的土地被强征、自己的房子被强拆、冤假错案落到自己头上时再来上访、伸冤、求救，平时则满足于“围观”个别倒霉贪官的笑话，在一片幸灾乐祸的集体狂欢中发泄受专制长期压抑的郁闷和愤恨。简单泄恨对于宪政制度建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加剧了官员对失去江山的恐惧，使之更加顽固地抵制宪政改革。只有当人民认识到产生贪官污吏的制度根源，并主动承担起制度改造与实施的公民责任，宪政改革才可能进入官民合作的良性循环。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在于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人——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金银财宝没有捞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又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拼命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身败名裂，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至少因自己的愚顽、贪婪、懦弱为后人鄙视和唾弃，那就不只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过于短浅。



即便没有“来世报应”，执政者最终也得面对历史的审判。“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本来面目，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个最高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反之，如果一味抵制宪政改良，那就必然逃脱不过桀纣的罪名。如果放着千古明君不做，偏要做民族罪人；流芳百世的美名不要，偏要让自己遗臭万年，那真不知其用心何在？！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民主宪政的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



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看不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



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



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正义之光驱散专制的阴霾，以其固有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当智慧之雨重新滋润这片久旱的干土，洗涤和净化每一颗被专制玷污的心灵，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